[Stanford 25] 甲狀腺檢查

甲狀腺 Thyroid gland

學習重點

l   學習甲狀腺的解剖構造(斑馬OS：甲狀軟骨上沒有甲狀腺)

l   學習觸診甲狀腺的技巧

l   學習描述觸診時之所見

解剖構造

人們時常在感覺甲狀腺時，其指頭往往不及於此，而是在甲狀軟骨附近打轉。儘管其名為甲狀軟骨，甲狀腺並非位於甲狀軟骨上。

觸診

1. 將你的指頭放在下巴頦肌(chin, mentalis)上。

2. 將指頭放在身體中線上，自下巴漸漸滑下，觸及到的第一個硬塊便是甲狀軟骨頂端。(令人驚訝地是，在中線上我們無法感觸舌骨hyoid bone的存在，而有時我們會將舌骨外側面結構誤認為頸部淋巴結硬塊)
3. 將手指繼續沿著甲狀軟骨頂端滑下，如船首(prow)般的突起物即為喉結(Adam’s apple)。

4. 接下來碰到的是環狀軟骨(cricoid cartilage)，而你可以試著在甲狀軟骨及環狀軟骨之間以指尖找出環甲膜(cricothyroid membrane)，若須以氣管抽吸(trans-tracheal aspiration)治療肺炎患者則由此入。

5. 在環狀軟骨(cricoid cartilage)之下，則是氣管軟骨(rings of the trachea, tracheal cartilage)，甲狀腺的岬部(isthmus)位於頭兩個氣管軟骨上。

[實際操作]

6. 請患者將頸部微微向前屈曲並且放鬆。

7. 找出上述座標位置。

8. 將雙手的食指與中指放在環狀軟骨之下(cricoid cartilage)，雙手指尖則置於中線處。雙手拇指則置於頸部後方，其他指頭平置於頸部。

l   使用指腹而非指間觸診

l   辨別甲狀腺的岬部(isthmus)

9. 輕輕將指頭向外側平移1-2公分。

l   辨別甲狀腺的左葉及右葉

10. 保持同樣姿勢，請患者做吞嚥動作(如果可以的話，請他喝一杯水)

l   評估左右兩葉是否不對稱升起(若有，則甲狀腺可能已結節化)

11. 上述步驟完成後，進入下一個階段。以一隻手將軟組織移向中線處，與另一隻手一同評估其大小尺寸。另一側亦同。

檢查所見

甲狀腺腫大

l   瀰漫性腫大：岬部與左右兩葉無結節。如：葛瑞夫茲症（Grave’s disease）、橋本氏甲狀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地方性甲狀腺腫(endemic goiter)。

l   單一結節：囊腫、良性腫瘤、偽陽性(多結節腫大但僅偵測到其一)。應警戒其發展為惡性。

Ø   風險因子評估：放射線暴露、甲狀腺硬塊、甲狀腺快速生長、甲狀腺固著於周圍組織、頸部淋巴炎、男性及其他因素。

l   多結節腫大(碘缺乏)

甲狀腺觸感柔軟

可見於葛瑞夫茲症（Grave’s disease），且可能有雜音(bruit)。

甲狀腺觸感硬

可見於橋本氏甲狀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惡性腫瘤、惡性和良性結節。

甲狀腺觸痛

可見於甲狀腺炎。

甲狀腺的心縮期或持續性雜音

可在甲狀腺亢進患者的甲狀腺側葉聽見雜音。

作者：Dr. Neil Gesundheit是內分泌學家，史丹佛醫學院諮詢中心副主任。他已出版大量醫學生教育及臨床內分泌學的專著。

臨床精華：大部分北美病患的甲狀腺不大(淨重15-20毫克)因而較靠近中線。對於這樣的病患，若從背側進行觸診時，應將前伸的食指與中指置於離中線2-3公分處。若指頭放得太側邊，就可能無法偵測到一般北美人的甲狀腺輪廓。

圖片引用自：

圖片一

http://stanfordmedicine25.stanford.edu/the25/thyroid.html

圖片二

https://writersforensicsblog.files.wordpress.com/2013/09/adams-apple.jpg

圖片三

https://classconnection.s3.amazonaws.com/110/flashcards/1941110/png/screen_shot_2012-10-08_at_114337_am1349711032237.png

圖片四

http://stanfordmedicine25.stanford.edu/the25/thyroid.html

李尚仁老師的醫學史教材庫

1.   敝人主編、台灣學者通力合作的醫學史線上課程單元 

       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medical/

2. 普林斯頓大學醫師訓練出身的醫學史教授談醫學史的學習     http://www.princeton.edu/main/news/archive/S39/56/89K93/index.xml?section=featured

3.  敝人翻譯的醫學社會史教科書

     http://www.books.com.tw/exep/activity/activity.php?id=0000065196&sid=0000065196&page=1&loc=013_002_1

4. 拙著 ，帝國的醫師。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60569

5. 群學出版社的 ”渴望系列“讀本：

     科技渴望社會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293013

     科技渴望性別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2930146. 想要讀好的西方醫學史，順便練習英文，但又不想負擔太重？W. F. Bynum, History of Medicin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是個好選擇.

     http://www.amazon.com/The-History-Medicine-Short-Introduction/dp/019921543X

7. 中文的簡明西方醫學史，絕佳的翻譯： 若依．波特/著，醫學簡史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11851

8. 這份美國醫學史十大好書書單，ㄧ半和廣義的 ”性“ 有關 （性別、性病、生育、優生、墮胎...）， 這樣的選擇說了什麼？

     http://dailyhistory.org/2014/06/24/top-ten-social-history-of-american-medicine-booklist/

9. 歐洲醫療五百年，近年歐洲醫學社會史研究成果的回顧與綜述，主題式架構而非編年體架構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44232

[STS memo]流行病學的政治：RCA流行病學研究的後設分析

流行病學的政治：RCA流行病學研究的後設分析

作者：陳政亮

期刊：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2期

摘要

以RCA為例，為何毒物損害賠償訴訟中的流行病學證據往往不利於受害者(勞工、消費者、居民、農民)？作者透過法庭訴訟中流行病學及司法體系對於因果關係及正義原則的不同，指出流行病學證據僅能指出「一般因果關係」，與司法注重的個人正義原則對應的「個別因果關係」有根本的矛盾之處¹；並透過RCA相關本地學術論文的後設分析(meta-analysis)，探討流行病學研究在工具上² (以歸因比率中加速病程者之排除為例)³及未貼近社會脈絡上⁴(缺乏社會歷史的敏感度而沿用既有官方資料及既成公式)的缺陷；而在最後討論除了Mertonian立場⁵之外，如何發展與社會運動結盟的新知識/政治型式，使科學知識在新的理論預設、研究設計、方法論中，實現科學知識民主化⁶。

¹審判長一開始就特別強調，作為原告，RCA員工必須能夠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證明暴露與疾病的「一般因果關係」，也必須證明個別員工的暴露與疾病的「個別因果關係」，亦即，每位會員的狀況是否符合侵權損害賠償條件，否則，根據審判長的說法，他無法判決誰該被賠償，誰又不該、誰又該賠償多少金額？(p118)但這個個人主義原則的原則，極容易為汙染的企業所操弄，用以邊緣化流行病學之研究。(p124)其實，它的集體原則正可以作為工業社會的正義原則：…它應當高舉「預防與保護大眾的人身健康」的價值，勇於批判司法體系中的「個人主義」，而此學門知識內在具有如此的潛力。(p125)

²雖然流行病學上的確是有一些統計上的測量工具能夠告訴舞們非致病(與致死)的其他影響，然則，訴訟案件上，法院卻仍堅信(或者至少是誤信)，相對風險要到2才算。(p127-128)

³而這當中，流行病學把「因為接觸而加速病程的」人算在「無論如何都會得病」裡面了。(p126)

⁴但是，與上述幾篇相較，這篇論文最具有貼近歷史現狀的學術誠意與企圖。特別值得一提是，其中作者在反駁幾個跟乳癌相關的干擾因素時，有讀來令人拍案的辯論。…由此可見，它挖掘答案的學術誠意，如果再回頭看前述三篇，就像是流行病學統計公式的例行套用，欠缺對歷史探討的意願。(p143)

⁵這個立場希望透過揭示贊助關係及排除企業相關者以保有純淨學術空間，但基本上它仍相信科學乃是其具有普遍性、去特殊主義、以及去利益性的存在。

⁶呼應Langdon Winner對於技術物的政治性的討論(p148)，以Phil Brown對於大眾流行病學(popular epidemiology)的討論為首(p148-149)，期許透過見證受害者的苦痛(抑或整個社會的苦痛)，跨越當前流行病學其知識的、政治的，以及社會主義的障礙。(p151)

[STS memo] 從兩種文化到「科技與社會」

從兩種文化到「科技與社會」

作者：林崇熙

摘要：

作者以Snow的「兩種文化」概念切入，敘述臺灣公部門如何在「兩種文化」的邏輯下，安排了自1993年起有關通識教育加強的活動﹝註一﹞。由於「兩種文化」將「科技」與「人文」二者分割對立，相關的討論遂成為如何以「人文」「矯正」科技的「偏差」(p45)抑或是以機械式的、符號式的、加成式的解決方式加強另一者的教育比重(p49)。

而比起在「兩種文化」脈絡下爭奪發言權式的「交流對談」(p51)以及局限於所謂的「科技外緣」的「交流對談」(p51)，作者認為透過科技與社會領域(STS)理解科技的內在運作、群體構成及文化體系(p52)，對人文學者而言，打開了科技的黑箱，瞭解了科技的意識型態、政治經濟學、與權力運作，可不再陷入科技權威的籠罩；對科技專家而言，有助於反省自身領域的發展樣態是否健康，或有何盲點(p52)。如此的STS素養，才能使通識教育真正滿足往後科技人員訓練的重要基礎。

﹝註一﹞

1991年，第四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首度將社會人文列為議題。(p43)

1992年，教育部將大學通識課程提高為八學分。(p45)

1993年9月，行政院第十四次科技顧問會議之議題一主題二「加強通識教育」，呼籲「增進人文與科技的互動」、「在科技人才培育過程中加強人文素養」、及「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中加強科技與資訊的認知及運用能力」。(p45)

1994年，行政院全國教育會議中關於通識教育的決議：「通識教育應促進人文、社會與科技文化的溝通，並發展全方位的人格教育，此培養健全的人為依據。」(p45)

1995年，第一(2月)、二(9月)屆通識教育教師研習營，前者的主旨為「提供大專院校有志通識教育的人文社會科學教員研習科學知識」，後者的主旨為「提供大專院校有志通識教育的自然科學教員研習人文社會知識」。

1996年底起，每一兩個月舉辦一次「科技與人文對話」論壇，其中討論一則幾乎無法觸及科技的知識內容，二則幾乎將「科技救災」視為理所當然。

書摘：

P41

Charles Percy Snow於1959年在劍橋大學的瑞德講座(The Rede Lecture)演講〈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則正式標出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嚴重對立，認為不僅彼此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還存在著敵意和反感，更糟糕的是，彼此之間還有著一種荒謬的歪曲印象。

Snow指出，這種分裂是對整個社會有害的，因為重大社會問題的決策常常需要這兩種文化的通力合作。而產生這種文化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社會希望一個人能最快地在某個領域達到深入的境界，而使得專業化教育過份地被推崇與強化。

P42~43

臺灣環境的破壞，對決大部分毫無選擇的民眾，是無可奈何的事實，對無數專家則未嘗不是極大的諷刺：尤其是對所謂「專家無謬論」最大的嘲諷。專家是一批鑽研得很尖，而其實知道得很有限的人；因此「唯專家是問」並不是制定政策和解決問題的聰明辦法。很多專家由於專知的限制，會說些自欺欺人的話，或為承歡而說些甜言蜜語。……很多問題的解決，需要的是不是專家的專知，而是民間的嘗試。

(摘自林俊義〈站在科技、生態與未來的十字路口〉，於徐正光、張曉春、蕭新煌編《自力救濟──一九八六年臺灣社會批判》，頁41)

P48

然而，這般的談法，一則幾乎無法觸及科技的知識內容，二則幾乎將「科技救災」視為理所當然，結果，不但是將天災問題歸諸於「人文」面的法令或教育，更忽略了科技面的偏頗與錯縱複雜的利益糾葛問題。

其次，在「兩種文化」的談法下，「科技」被窄化為「科技知識」，被談成是「中性」與「客觀」的工具，而無須檢驗之；如果被「誤用」了，必是「人文」部分出了差錯，必須予以改善或補強。

P50

從以上討論來看，以「兩種文化」為基調的說法，一則是以簡單的二分化約來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二則是將「科技」當成是一個具強大力量的知識內容，在專業分工下，只能接受「專家」的意見；三則將「科技」被窄化為「科技知識」，被談成是「中性」與「客觀」的工具，如果被「誤用」了，必定是「人文」部分出了差錯，必須予以改善或補強，忽略了科技面的的偏頗與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問題；四則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窄化為科技問題，忽略了社會結構與政治經濟的權力面向。在這樣的想法下所進行的「因應」，就會出現前述以機械式加成的方式來開通識課程，也不令人意外地安排人文學科教師來學習科技知識，即安排科技學科教師來學習人文思考了。

如果我們先不考慮將社會以「兩種文化」二分化約的問題，而只就「如何讓科技在社會中健康地發展」這樣的議題來思考，就須解決下列三個議題：其一、「科技」不僅是「科技知識」而已，更是一種文化狀態與一種價值實踐與行為方式(practice)，其中的成員如何思考與行動，深切地決定了科技的走向，也影響了科技在社會中如何地作用。其二，「科技」不是外在於「社會」而和「社會」對立，也不是外在於「人文」而和「人文」對立；「科技」是社會運作的一環，亦有其內在的人文性格或社會性格。其三，與科技高度相關的社會議題﹝如核四﹞，常常不是「科技」單獨可以解決，也不是將科技專家與人文專家一起找來就可以解決，而常常是政治性地解決；「科技」如何不被當成是政治利益的工具，就成為重要的議題。

P51

如果我們仔細檢查其中內容就會發現，這些「對談」幾乎都侷限於所謂的「科技外緣」，也就是科技如何應用於社會、科技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從科技觀點看社會、與如何給科技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云云，而幾乎沒有關係到科技知識的內容，也沒有觸及科技群的內部運作機制，更不曾談及科技文化的社會性格與政治經濟面向。

P52

對人文學者而言，打開了科技的黑箱，瞭解了科技的意識型態、政治經濟學、與權力運作，可不再陷入科技權威的籠罩；對科技專家而言，有助於反省自身領域的發展樣態是否健康，或有何盲點。

P54

就如蘇格拉底而言：「生活若未經檢驗反省，則無其存活的價值。」

P56

然而，為了塑造科學的真理光環及爭取各方的支持，歷代的科學家們一方面以「啟蒙」的姿態出現，因而拿宗教與「迷信」作為祭品；另一方面，為了鞏固「客觀中性」的價值信念，也就在歷史敘述時，只取「光明偉大」的一面，而

[翻譯] Guenther: Perspective on history of medicine

Guenther: Perspective on history of medicine

甘瑟：一個醫療史家的觀點

Posted March 31, 2014; 12:00 p.m.

by Karin Dienst,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Name: Katja Guenther

Titl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the Johanna and Alfred Hurley *61 P76 P82 P86 University Preceptor 

Guenther trained as an M.D. in Germany before she earned a Ph.D.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She also holds an M.Sc. in neuro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Guenther joined Princeton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in 2009.

在獲得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學位前，甘瑟在德國接受醫學學士學位訓練，也在牛津大學拿到神經科學學士學位。2009年，甘瑟以歷史學助理教授之職加入普林斯頓這個大家庭。

As a medical student, Guenther took classes in philosophy and medieval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o pathology and pharmacology. During clinical rotations in hospitals in Germany, and later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he became fascinated by the impact of cultural practices on medicine. In observing how medicine was practice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contexts, she began to ask how it had developed and why it was done that way. Guenther had discovered a new intellectual passion: studying medicine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y. 

作為一名醫學生，甘瑟在修習病理學及藥理學課程外，選修了哲學及中世紀文學的課程。在各地醫院接受臨床輪訓的期間(起初在德國，後來則在法國和英國)，她對文化習俗如何影響醫學感到著迷。藉由審視不同脈絡下對於醫學實作所造成的差異，她對於醫學以往如何發展以及為何如是操演開始有所疑惑。甘瑟因此發現了一項新的學術熱情：透過歷史的框架研讀醫學。

Today, teaching at Princeton, Guenther interweaves her training as a physician, neuroscientist and historian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modern medicine and the mind sciences. She connects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certain that a historical approach leads to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areas of study such as brain research. 

如今，在普林斯頓任教的甘瑟，統合其所受的醫師訓練、神經科學訓練以及歷史學訓練，以求進一步釐清現代醫學及心智科學的歷史。她將科學及人文學科進行結合，增進對於各複雜學術領域的深刻理解，如腦科學。毫無疑問地，是透過歷史學的取徑。

Among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s Guenther has taught ar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the Body" and the seminars "Broken Brains, Shattered Minds: Disease and Experience in the History of Neuroscience" and "Medicine and Deviance: Defining Disease in the Modern World." This semester, she is teaching a new graduate seminar, "Freud to fMRI — Readings in the Histories of Mind and Brain."

甘瑟教授的課程有大學部的「醫學及身體的歷史」以及研究所的「破腦刳心：神經科學史中的疾病及經驗」和「醫學與偏差：在現代社會中定義疾病」。這個學期，她開授了一堂新的博士班課程：「從佛洛伊德到功能性磁振造影：歷史讀本中的心與腦」。

In her teaching, Guenther discusses how practices of medicine have changed across cultures and throughout time; the scene above is of medieval bloodletting. (Image courtesy of Katja Guenther)

在甘瑟的課堂中，她會帶領學生討論醫療實作如何在橫向的文化面及縱向的時間軸上發生改變，上圖為中世紀的放血治療。(相片由Katja Guenther提供)

Guenther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articles and edited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one of Sigmund Freud's early texts,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Neuropathology." She recently completed a book manuscript focusing on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and the neuro disciplines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the neurosciences). She is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 on mirrors in the mind and brain sciences to explain why the mirror is an object of fascination for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ers, and to examine how it has allow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heories of the mind and approaches to treatment. 

甘瑟已經發表為數不少的研究論文，並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早期著作《批判神經病理學導論》重新編譯成英文。她也在近期完成一本專書的手稿，主要關注的內容是心理分析及神經相關學科(神經學、神經外科及神經科學)的歷史。現在，她正在進行一個有關心智及大腦科學的鏡子的研究計畫，藉以闡述為何鏡子這個物件受到廣泛研究者的青睞，進而覺察它如何影響與其相關的心智理論發展以及治療途徑。

"Katja's work bridges the divide in the mind sciences between laboratory approaches and psychoanalysis, showing how both grew out of 19th-century physiology," said William Jordan, the Dayton-Stockt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Describing Guenther as a "genuinely exciting scholar," Jordan also commended her teaching, noting in particular that "many of the pre-meds at Princeton yearn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echnic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Katja's 'History of Medicine' course offers them a rigorous entry into this subject."

「凱雅(譯註：甘瑟的姓)對於心智科學的研究將原先分裂的實驗室取徑和心理分析重新橋接在一起，藉以顯示兩者如何從19世紀生理學基礎中各自發展。」 普林斯頓Dayton-Stockton分校的歷史學教授兼該系系主任威廉‧喬丹說。喬丹不只形容甘瑟是個「真誠且充滿活力的學者」，也同時對其教學讚譽有加，他特別提到「有許多普林斯頓的醫預科學生渴望學習更多有關醫學技術的歷史，而Katja開的醫學史課程提供他們切入這個主題的紮實訓練」。

Below, Guenther describes mak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science and what inspires her teaching and research.

下文中，甘瑟描述了如何在歷史及科學間取得連結以及激勵她教學及研究的事物。

Why did you study medicine?

為什麼妳當時會念醫學？

I decided to study medicine because I was interested in science and I was also interested in people and enjoyed interacting with them. Medicine combines complex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the human in unique ways. It is about understanding how the body functions, but just as crucial for medical practic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The doctor has to explain to the patient how a treatment works, she has to humanize what can be very abstract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我那時決定念醫學是因為我對於科學和人都相當有興趣，也很喜歡和人們互動。醫學這門學問以它獨特的方式將複雜的專業知識和人類結合在一起。它攸關我們對於身體功能的認識，也同時在醫療實作中決定性地影響病醫關係。醫師必須向病人解釋一項治療會如何發揮功效，他們必須將深奧且富技術性的知識轉化成一種通人情的說詞。

Why did you follow an M.D. with a Ph.D. in history of science? 

妳為何決定在醫學學士學位訓練後攻讀科學史博士？

During my clinical rotations in different European countries, I ca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human side to medicine wa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I had previously imagined. To give you an example, in the German context, doctors are more likely to treat hypertension (high blood pressure) by giving drugs. In France, however, I found that doctors were much less likely to give medication, and would talk instead about diet and exercise. It wasn't simply that the human element to medicine existed alongside but remained distinct from the scientific technical element; this experience suggested that they were closely intertwined. That was what sparked my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 was fascinated by the ways in which cultural factors could play a profound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ay in which medical ideas developed and how treatments were performed.

當我在歐洲各國進行臨床訓練的期間，我開始了解人性之於醫學比我以前想像的更加重要。我舉個例子向你說明：在德國，醫師在治療高血壓時傾向於給藥；然而在法國，我發現醫師們比較少會給予藥物治療，而是改以飲食及運動控制替代。人的各種要素並非外在於醫學，也無法和科技元素得以明顯區隔，上述的例子讓我認為他們是緊密交織的。那正是激發我對於科學史興趣的主因。我對於文化因素如何在醫學概念的發展及治療的實作得以扮演重要角色進而深遠地影響感到相當有興趣。

This spring, Guenther is teaching "Freud to fMRI," a graduate seminar that explores human subjectivity and how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are entangled" in the mind sciences. (Photo by Denise Applewhite,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今年春天，甘瑟教授「從佛洛伊德到功能性磁振造影」課程，這是一堂探索在心智科學中的人類主體性及「科學面和文化面如何糾結」的課程。(編輯室Denise Applewhite攝)

What do you hope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妳希望學生從醫學史中學到什麼？

I want to encourage my students to think in these terms as well.One of the major historical problems in my history of medicine survey course i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humoral system for over 2,000 years. Well into the 19th century doctors and patients understood disease in terms of the balance of bodily liquids: blood, yellow bile, black bile and phlegm.To us today this seems wrong-headed, but such a judgment does little to help us understand how the humoral system remained dominant for such a long time.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go beyond the physi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work out how it impacted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ysician and the patient. In contrast to much modern biomedicine, the humoral system was comprehensible to both parties. The theory of the humors helped the patient make sense of their experience, and provided the doctor with relatively clear therapeutic possibilities. This was a mutually affirming relationship. 

我想要鼓勵我的學生也去想這個問題。在我教授的外科醫學史課堂中有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問題：體液學說為何能持續兩千年而歷久不衰──直到十九世紀，醫師和病人都將疾病視為體液(血液、黃膽汁、黑膽汁及粘液)間的不平衡。對今日的我們來說，這似乎是種執迷不悟，但這樣的判準無助於我們理解體液學說為何能在這麼長的時間中扮有重要地位。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是超脫既有的生理學框架，回頭看體液學說如何在病醫間產生影響。相較起現代生物醫學，病醫雙方對體液學說都得以具有較高的掌握度。體液學說幫助病人合理化自身經驗，並且提供醫生相對清晰的治療選擇。正是體液學說使得病醫能夠互相肯認雙方這份關係。

What ideas have you found most engage students?

妳覺得什麼樣的概念最吸引學生？

Medicine has enormous cultural authority today. Not only do we begin and most often end our lives in medical settings, medicine pervades the life that comes in between. Such authority helps produce discontents, and we don't need to look far to see a number of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that present themselves as reactions or antidotes to modern biomedicine. This means that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modern world often has to step outside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hospital and doctor's office, and students find it very revealing to take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pproach to seemingly non-medical phenomena of everyday life. For example, in the fall, Princeton senior Elektra Alivisatos, a student in "History of Medicine," researched prenatal yoga and the history of yoga in the West. She went to one of the yoga studios in Princeton to interview the participants, and produced an oral history. She then turned her research into a five-minute podcast that included snippets from her interviews.

如今，醫學具有相當大的文化權威性。不只是人類生命的始末都在醫學場域中，醫學也遍及人類生命歷程的各處。如此權威造成了各方不滿，舉目所見有為數不少的倡議及文化習俗被視為是對現代生物醫學的反動及對抗手段。這表示醫療史的範疇不再停留在醫院及醫師辦公處，學生們也發現日常生活中一般不被視為與醫學有關的現象對醫療史更具有揭示性。舉例來說，今年秋天，修習醫療史課程的普林斯頓大學四年級生Elektra Alivisatos研究了有關了瑜珈在西方世界的緣起及發展。她到普林斯頓一間瑜珈館裡和教練進行訪談，並且編纂口述史。而後她將訪談摘錄成五分鐘的廣播放在播客上。

What are goals for the graduate course "Freud to fMRI?"

「從佛洛伊德到功能性磁振造影」的課程目標是什麼？

The mind sciences seem to me an exemplary case of the ways in which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are entangled. Few fields make such strong claims about human subjectivity, and the imprint of broader cultural assumptions is particularly clear in the mind and brain sciences. In the course we are discussing questions like: What forms of subjectivity do the mind and brain sciences promote, and what ideas about the self do they reflect? 

對我來說，心智科學對於揭示科學和文化如何交互作用具有示範性意義。很少有學科對人類主體性有那麼強的主張，而且心智科學及腦科學留有豐富的文化假設痕跡。在課堂上我們討論的課題則像是：心智科學及腦科學增進了什麼樣形式的主體性發展？他們反映了什麼樣的自我概念？

In the present, as the neurosciences dominate the study of the mind and brain, a further question is raised: What impact has neuroscience had on broader society? And what impact should it have? We are witness today to the rise of several neuro-hyphenated disciplines like neuro-ethics and neuro-economics. Their existence is testament to a profound optimism that neuroscientists will be able to redefine existing bodies of thought. But in my opinion modern neuroscience has often been insufficiently attentive to the way in which it draws on psychological categories, and to the types of subjectivity that it produces. We need to think carefully through these relationships to recognize the potential of the neurosciences, but also to understand their limitations.

在神經科學主宰心智及腦研究的今日，更深一層的疑問浮現──神經科學對於廣大社會的影響是什麼？而它應該造成什麼程度的影響？我們正見證以神經此一元素為指導原則的世道，諸如神經倫理學、神經經濟學等。神經的存在成為神經科學家得以樂觀地重新定義舊有身體想像的證據。但以我來看，現代神經科學並未充分留意其自身利用心理學的分類的狀況以及自身所產生的主體性類型。我們必須順著這層關係慎思，不只為了發掘神經科學的潛力，也是為了理解它的侷限性。

Guenther explains that the "tense interplay" between the "psy" and "neuro" disciplines can particularly be investigated in the work of Freud, whose study of neurology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Guenther translated Freud's 1887 book,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Neuropathology," which includes this drawing by Freud of the spinal cord, nuclei of the posterior tract and cerebellum. (Freud illustration courtesy of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Vol. 14 No. 2, 2012)

甘瑟解釋，尤其從那些佛洛伊德為往後心理分析奠下根基的神經學研究來看，心理和神經兩個概念彼此是緊密交織的。甘瑟翻譯了佛洛伊德寫作於1887的專書「批判神經病理學導論」，上圖即為佛洛伊德在專書中描繪脊髓、脊髓小腦徑和小腦的關聯插圖。(佛洛伊德的插圖取材於《心理分析及歷史》，第十四冊2012年第二期)

How do these ideas play out in your own research?

這些概念在你的研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If we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mind and brain sciences, and this is central to my research, we can see a tense interplay between the "psy" and the "neuro" disciplines (psychology, psychiatry and psychoanalysis, in contrast to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the neurosciences). Nowhere is this clearer than in the work of Sigmund Freud. When I was conducting research for my book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Washington, D.C., I came across a short book manuscript written by Freud in 1887. It was a very exciting find. There are very few major Freud texts that haven't been published, and this one seemed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his letters to his fiancée from the time he described the project as a particularly "bold" one. He worried that the ideas he expressed there were too radical to gain traction, which in part explains why he never published it. Together with colleagues in Tübingen, Germany, the Freud scholars Albrecht Hirschmüller and the late Gerhard Fichtner, I edited the manuscript, and translated it into English.

如果我們翻閱有關心靈和大腦科學的歷史(這段歷史正是我研究的重心)，我們可以看到心理和神經兩個概念彼此緊密交織(心理學、心理治療和心理分析對應神經學、神經外科學和神經科學)。沒有任何得以比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研究更能闡明這個現象的了。當我在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圖書館為我的著作找尋文獻時，我偶然發現佛洛伊德寫作於1887年的專書原稿殘篇。這是個令人興奮的發現。佛洛伊德的文本在當時幾乎都已出版，因此這份原稿顯得格外重要。在他那時寫給未婚妻的信裡提到，這項寫作計畫對他來說是非常大膽的嘗試。他擔憂如此基進的想法難以得到人們的支持，這也一部份說明了他為何從未出版此書的原因。我和在德國圖賓根的同事──研究佛洛伊德的學者Albrecht Hirschmüller以及已故的Gerhard Fichtner^*，一同校訂這份原稿，並且翻譯成英文。

^*Gerhard Fichtner: 1932~2012，http://www.euppublishing.com/doi/abs/10.3366/pah.2012.0116。

What is most fascinating about the text is that it was deeply embedded within the German neurological tradition. Freud gave it the title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Neuropathology." In an article that appeared last year in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I show how his radical re-reading of neurology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Freud's new theory of the mind was dependent upon his close engagement and working through of the neurological tradition.

最有趣的莫過於其內容深植於德國傳統神經學概念。佛洛伊德下了這樣的一個標題「批判神經病理學導論(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Neuropathology)」。在一篇去年發表在《現代思想史》期刊的研究^**中，我試圖呈現佛洛伊德如何透過根本地重新閱讀相關神經學文獻，進而建構心理分析得以發展的根基。佛洛伊德對於心智的新學理是仰賴他和神經學傳統的契合而發展出來的。

^** "The Disappearing Lesion. Sigmund Freud, Sensory-Motor Physiology, and the Beginnings of Psychoanalysis," forthcoming in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Fall 2013.

In a similar way, in my recently completed book manuscript, I look at how different notions of the nervous system promoted different ideas of the self. I tell a history about these competing visions that gives context to what so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modern "cerebral subject," according to which we identify ourselves fully with our brains. When we understand this history, recognize its complexity, I think it allows us to look afresh at modern neuroscience, to welcome its contributions, but also to be wary of its limitations in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n its historical complexity.

同樣地，在我最近完成的專書草稿中，我聚焦在不同神經系統的概念如何影響人們對於自我概念的發展。我揭示了一群歷史學家稱之為「以大腦為主體」的今日，意即完全以腦作為指認我們自身存在依據的今日，是如何在這些相互競逐的舊有觀點間，有今天這樣的發展脈絡。當我們更加了解這段歷史，更加釐清其中的複雜性時，我認為這將讓我們對於現代神經科學有更不同的認識：除了一味地讚揚它的貢獻，也得以使我們警覺在歷史複雜性之下，有什麼樣的限制影響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認識。

原文網址：http://www.princeton.edu/main/news/archive/S39/56/89K93/index.xml?section=featu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