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種文化到「科技與社會」
作者：林崇熙
摘要：
作者以Snow的「兩種文化」概念切入，敘述臺灣公部門如何在「兩種文化」的邏輯下，安排了自1993年起有關通識教育加強的活動﹝註一﹞。由於「兩種文化」將「科技」與「人文」二者分割對立，相關的討論遂成為如何以「人文」「矯正」科技的「偏差」(p45)抑或是以機械式的、符號式的、加成式的解決方式加強另一者的教育比重(p49)。
而比起在「兩種文化」脈絡下爭奪發言權式的「交流對談」(p51)以及局限於所謂的「科技外緣」的「交流對談」(p51)，作者認為透過科技與社會領域(STS)理解科技的內在運作、群體構成及文化體系(p52)，對人文學者而言，打開了科技的黑箱，瞭解了科技的意識型態、政治經濟學、與權力運作，可不再陷入科技權威的籠罩；對科技專家而言，有助於反省自身領域的發展樣態是否健康，或有何盲點(p52)。如此的STS素養，才能使通識教育真正滿足往後科技人員訓練的重要基礎。
﹝註一﹞
1991年，第四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首度將社會人文列為議題。(p43)
1992年，教育部將大學通識課程提高為八學分。(p45)
1993年9月，行政院第十四次科技顧問會議之議題一主題二「加強通識教育」，呼籲「增進人文與科技的互動」、「在科技人才培育過程中加強人文素養」、及「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中加強科技與資訊的認知及運用能力」。(p45)
1994年，行政院全國教育會議中關於通識教育的決議：「通識教育應促進人文、社會與科技文化的溝通，並發展全方位的人格教育，此培養健全的人為依據。」(p45)
1995年，第一(2月)、二(9月)屆通識教育教師研習營，前者的主旨為「提供大專院校有志通識教育的人文社會科學教員研習科學知識」，後者的主旨為「提供大專院校有志通識教育的自然科學教員研習人文社會知識」。
1996年底起，每一兩個月舉辦一次「科技與人文對話」論壇，其中討論一則幾乎無法觸及科技的知識內容，二則幾乎將「科技救災」視為理所當然。
書摘：
P41
Charles Percy Snow於1959年在劍橋大學的瑞德講座(The Rede Lecture)演講〈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則正式標出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嚴重對立，認為不僅彼此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還存在著敵意和反感，更糟糕的是，彼此之間還有著一種荒謬的歪曲印象。
Snow指出，這種分裂是對整個社會有害的，因為重大社會問題的決策常常需要這兩種文化的通力合作。而產生這種文化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社會希望一個人能最快地在某個領域達到深入的境界，而使得專業化教育過份地被推崇與強化。
P42~43
臺灣環境的破壞，對決大部分毫無選擇的民眾，是無可奈何的事實，對無數專家則未嘗不是極大的諷刺：尤其是對所謂「專家無謬論」最大的嘲諷。專家是一批鑽研得很尖，而其實知道得很有限的人；因此「唯專家是問」並不是制定政策和解決問題的聰明辦法。很多專家由於專知的限制，會說些自欺欺人的話，或為承歡而說些甜言蜜語。……很多問題的解決，需要的是不是專家的專知，而是民間的嘗試。
(摘自林俊義〈站在科技、生態與未來的十字路口〉，於徐正光、張曉春、蕭新煌編《自力救濟──一九八六年臺灣社會批判》，頁41)
P48
然而，這般的談法，一則幾乎無法觸及科技的知識內容，二則幾乎將「科技救災」視為理所當然，結果，不但是將天災問題歸諸於「人文」面的法令或教育，更忽略了科技面的偏頗與錯縱複雜的利益糾葛問題。
其次，在「兩種文化」的談法下，「科技」被窄化為「科技知識」，被談成是「中性」與「客觀」的工具，而無須檢驗之；如果被「誤用」了，必是「人文」部分出了差錯，必須予以改善或補強。
P50
從以上討論來看，以「兩種文化」為基調的說法，一則是以簡單的二分化約來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二則是將「科技」當成是一個具強大力量的知識內容，在專業分工下，只能接受「專家」的意見；三則將「科技」被窄化為「科技知識」，被談成是「中性」與「客觀」的工具，如果被「誤用」了，必定是「人文」部分出了差錯，必須予以改善或補強，忽略了科技面的的偏頗與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問題；四則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窄化為科技問題，忽略了社會結構與政治經濟的權力面向。在這樣的想法下所進行的「因應」，就會出現前述以機械式加成的方式來開通識課程，也不令人意外地安排人文學科教師來學習科技知識，即安排科技學科教師來學習人文思考了。
如果我們先不考慮將社會以「兩種文化」二分化約的問題，而只就「如何讓科技在社會中健康地發展」這樣的議題來思考，就須解決下列三個議題：其一、「科技」不僅是「科技知識」而已，更是一種文化狀態與一種價值實踐與行為方式(practice)，其中的成員如何思考與行動，深切地決定了科技的走向，也影響了科技在社會中如何地作用。其二，「科技」不是外在於「社會」而和「社會」對立，也不是外在於「人文」而和「人文」對立；「科技」是社會運作的一環，亦有其內在的人文性格或社會性格。其三，與科技高度相關的社會議題﹝如核四﹞，常常不是「科技」單獨可以解決，也不是將科技專家與人文專家一起找來就可以解決，而常常是政治性地解決；「科技」如何不被當成是政治利益的工具，就成為重要的議題。
P51
如果我們仔細檢查其中內容就會發現，這些「對談」幾乎都侷限於所謂的「科技外緣」，也就是科技如何應用於社會、科技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從科技觀點看社會、與如何給科技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云云，而幾乎沒有關係到科技知識的內容，也沒有觸及科技群的內部運作機制，更不曾談及科技文化的社會性格與政治經濟面向。
P52
對人文學者而言，打開了科技的黑箱，瞭解了科技的意識型態、政治經濟學、與權力運作，可不再陷入科技權威的籠罩；對科技專家而言，有助於反省自身領域的發展樣態是否健康，或有何盲點。
P54
就如蘇格拉底而言：「生活若未經檢驗反省，則無其存活的價值。」
P56
然而，為了塑造科學的真理光環及爭取各方的支持，歷代的科學家們一方面以「啟蒙」的姿態出現，因而拿宗教與「迷信」作為祭品；另一方面，為了鞏固「客觀中性」的價值信念，也就在歷史敘述時，只取「光明偉大」的一面，而
